今日批评家 | 程旸：在文本内外

编者按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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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批评家

程旸（拍摄时间：2021年）

程旸，生于1985年，北京海淀区人，原籍江西婺源。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八届客座研究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兼及文学批评。近年来关注的重点领域是王安忆和路遥研究。在国内核心学术杂志《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坛》《江汉论坛》发表多篇论文，为《文艺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读者》撰稿多篇。不少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我的批评观

在文本内外

程 旸

2017年，我写过一篇题目类似的文章，谈王安忆早期作品与她插队经历的关系。所谓“内”，是指她插队的人生波折；所谓“外”，是指她的知青题材小说。我以为，仅从作品层面，是很难进入王安忆的文学世界的，而只有深入细致地挖掘其人生经验的复杂成分，才弄得清楚她“为什么写”的问题。

我这里所说“在文本内外”，可能与上述稍有不同。所谓“内”，是指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所谓“外”，则是批评家怎样来看作家的作品。在文学批评活动中，或隐或现地反映着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但这不是他们生活中的关系，而是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

确实，批评家与作家是两种不同的角色。批评家在从事对作家作品的批评活动时，既是一位读者，也好像是对作家个人的情况比较熟悉的朋友。正因他是一位读者，才知道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的心理期待；他又不能只是读者，而是一位比读者更了解作家生活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朋友。他不是冷淡地站在作家的世界之外，而是设身处地进入其心灵活动之中，体贴地触摸和猜想这些隐秘的心理活动。我把这种“设身处地”和“触摸”，称之为“入其内”的批评经验，没有这种经验做底子，他的批评文章就会与作家的真实一面很“隔”。

卢卡奇有一篇题为《〈农民〉》的批评文章，分析巴尔扎克一部不那么引人关注的长篇小说。要讲，卢卡奇与巴尔扎克不是同时代人，然而，这篇文章为什么那么了解巴尔扎克“这个人”呢？我认为就是他“入其内”了，真正进入批评对象的个人世界中去了，而且是非常了解的那种“熟悉”。他说，在很年轻的时候，巴尔扎克就写过一本小册子，主张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反对拆散大庄园，主张维持长子继承权，像英国那样，即使经历工业革命那样激烈的社会结构调整，也依然完整地把贵族庄园和文化传统保留了下来。也就是说，在农业和工业的过渡之间，需要有一个英国1648年“光荣革命”那样的妥协方案。他的意思是，英国成功地在巨大转型活动中，让大庄园发挥了它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义务，即是在社会变迁中的压舱石的作用。从巴尔扎克的个人矛盾，到他对《农民》这部小说的批评，卢卡奇敏锐抓住了作者担心文化毁灭的历史心情。他说，正是这种矛盾，体现了巴尔扎克作品的“伟大性”。

其实，每个作家的创作史中，都有一个这样那样的“历史心情”。这是认识一个作家内心世界的最关键的一点，即我所谓“入其内”的说法。

但是，对一个批评家来说，仅仅“入其内”也不够，还应该“出其外”。所谓“出其外”，就是一定不能被作家这个人束缚住，而需要从这个漩涡中走出来，站得比作品更高一点，去体谅作家内心世界的想法，也就是“历史的心情”，是在他具体的作品中是否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一般说来，作家的这个“内”，和他的“外”结合得好不好的问题，是决定这些作品哪些是他的“代表作”，而哪些只是他的“一般性作品”的一个取舍标准。

作家对自己的文学作品，有一套“好作品”和“坏作品”的认定标准。但那只是作家本人的看法。批评家评价作家作品，因角色差异，以及他工作方式的不同，往往与作家不一样。对比较高明的批评家来说，他对作家作品的取舍和评价，经常会是出乎意料，同时又是入情入理和富有启发性的。这种评价，会不同程度地修正作家的看法，影响读者的阅读，对文学史的构成发挥长时期的影响。

因此在我看来，好的批评家和他较好的作家作品评价文章的出现，恰好是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内与外”的关系协调得比较好的时候。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

批评家印象记

那束诚挚而专注的目光

罗振亚

2014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南开大学范孙楼章阁厅，博士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面试。当叫到报考乔以钢先生的考生时，一位高高大大的男同学走到我们对面，微微颔首后慢慢坐下，自我介绍到，他叫程旸，本科就读于武汉大学，硕士阶段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度过，学的都是法律。他的话一下子引发了我的兴致，一则武汉大学是我的母校，二则是他完全跨专业。我琢磨，报考乔老师的学生那么多，他需要经历怎样艰难的博弈，才能脱颖而出；本硕都是名校，又是炙手可热的法律专业，为什么偏偏转向相对冷清的文学研究？面对导师组的提问，他很沉稳，应答自如，回答的什么具体内容已经模糊了，但记住了他回答我同时那束诚挚而专注的目光。

当年9月，程旸如期入学。开始，我在心里还是隐隐地替他捏一把汗，他的专业基础是否牢靠，能不能顺利地完成专业转换？毕竟“隔行如隔山”啊！何况他硕士毕业已经五年，还能坐得住冷板凳吗？半年下来，结果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那级的博士生有十来个，能坐几十人的教室略显空旷，我发现他每次上课都坐在最后一排，几乎不喝水，笔记也很少记，只是偶尔在笔记本上写几个字。更多的时候都在敛心倾听，不时点点头，目光始终看着你，诚挚而专注，容不得你不努力把课程讲得深入、生动、精彩。每次见他，他都少有许多博士生那种焦虑之态，而是不温不火、不急不躁、云淡风轻的样子，说话也不紧不慢、有条不紊的；但在讨论课和博士论文开题过程中，年纪轻轻的他却是很有主见，思想的锐气和冲击力十足，像他平素的阅读、思考、写作一样，在“慢”中透着一种“快”的风度。

博一时，程旸的科研优势即有所展露，先声夺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名刊上发表有关莫言、王朔和当代小说家文学阅读方面的文章；到了博士二年级，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更上层楼，将自己有关王安忆小说、夏志清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等视域的思考成果，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杂志刊布出来，和读者分享，并因之在2016年获得教育部特等奖学金，这种研究层次和高度在博士生中是少见的。至于毕业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后，陆续在《文艺研究》《当代文坛》《文艺争鸣》等一系列刊物上，推出路遥《人生》中巧珍的原型、路遥小说创作地点及题目、路遥在延川与延安的两份书单、王安忆与徐州等问题的考察成果，引起评论界的广泛注意，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系列成果的出笼表明，程旸已找到王安忆、路遥等相对稳定的学术阵地和研究视域，研究方法与个性也日渐成熟。他同样立足于文学本体研究，毕业论文《地域视角与王安忆小说创作》在“文学寻根”、九十年代上海重新崛起和文化思潮等外部影响和作家内部转型冲动的关系网络中，探讨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创作转型问题，并结合王安忆及其作品文本，提出“军转二代身份”“弄堂人物档案”等新颖的理论概念，刷新了王安忆研究的已有高度。但与文本研究并行不悖，他更注意史料意识，愿意也善于发掘文本现象背后的“本事”因素，在一些不被人注意的作家生活、地域文化、作品原型、书名变迁等因素中，找寻它们和作品之间关系的蛛丝马迹。如果说程旸最早的“阅读研究”，是想通过“阅读”讨论“创作”，完成从“阅读史”到“创作史”的考察与再研究，那么后来对路遥、王安忆等个人经历、作品发生环境、人物来源的某些发掘和考察，就更自觉地延续了这条路线。

实话说，那种“本事”以及和“本事”相关的研究，以往多在古代文学、现代文学领域被运用，而程旸大胆地将之移入到当代文学研究中来，非但不别扭，反倒比较奏效。如他对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刘巧珍等形象也感兴趣，只是没有仅仅在文本层面打转转，而是多方考证路遥和延安大学的关系、路遥的书单，特别是以层层剥笋的方式写下《路遥〈人生〉中巧珍的原型》。在程旸看来，人物原型是现实主义小说研究的必要课题，路遥小说又具“自传色彩”；所以对《人生》中巧珍的人物原型“穷追不舍地探究”。他承认说别人提出的巧珍是三姐的外形，与刘凤梅有关，乃至是陕北女孩子的缩影，都不无道理；可他继续发掘后却断定巧珍人物原型也“还有其他一些来源线索，例如路遥的初恋女友林红及妻子林达”，甚至“巧珍软弱自卑的影子”也有路遥的成分，“众多女孩子被幻化成巧珍的原型，这是路遥对自我世界的错位式的认知”。再有，程旸就作家王安忆已经在台湾推出一本研究专著，但因为他对文本内外的“本事”留心，自然有比别人更多的发现，他阅读王安忆的回忆文章《成长初始革命年》时，意外捕捉到作者写保姆的《鸠雀一战》《乡关处处》《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保姆们》和《富萍》等几篇小说的原始素材，最终顺藤摸瓜，发掘出几篇作品的故事和人物原型，写下《王安忆作品的素材来源》一文。还有，《王安忆与徐州》围绕作者做文章，兼顾文本的内外视角，阐释、建立王安忆2009年前一百三十篇（部）作品中与徐州有关的《命运》《荒山之恋》《小城之恋》《文工团》等十六篇小说里，作品和下过八年乡的安徽蚌埠地区五河县、徐州地区文工团之间的联系，其中有作家生活的若干面影，更外化了王安忆“个人意义上的地方志写法”内涵。

说到程旸的研究方法和特点，华东师范大学的黄平教授在2020年4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著文《文学批评的实证之维》，称程旸的研究“展现出以实证之维建构文学经典的学术抱负，显现出青年批评家沉稳扎实、持论有据的学术气度”，可谓说到了点子上，堪称知音之谈。巧珍原型考既和以往的研究成果间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对话结构，又可加深理解路遥隐秘的创作心理和潜意识；王安忆和下乡地的关系建立，也因视角别致，多有新意，这种实证研究无疑提高了文学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程旸坦承对巧珍的人物原型是“穷追不舍地探究”，一个“穷追不舍”，道出了他性格中“刨根问底”的“执拗”劲儿，做感兴趣的事情决不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而是认准理儿不服输，这股“深挖”“追问”劲儿，是不是和程旸本硕阶段培养起来的逻辑严谨、注重证据、判断冷静的法律思维互为表里呢？它恐怕正是学术研究最需要而年轻人中又最为匮乏的。

我常想，文学创作有天分一说，这并非唯心论，文学研究也存在不少有天分者。程旸是有一定天分的，但这种天分在浩瀚的学问面前远远不够，他的成绩取得还应归功于导师精心到位的学术指导，还有自身的热爱、工夫和毅力。对程旸学术成长个案的透视，也让我对大学的文学教育产生了困惑：为什么有些非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的研究者一出手就气象非凡，其学术水准和冲击力甚至令一些纯专业的研究者汗颜？是不是多年的专业训练限制、遮蔽了学生的学术创造力，规范但也受到了许多条条框框的约束，反倒不如外专业和文学专业两个相关或陌生领域的撞击，会产生人们意想不到的思维或思想？最重要的是它让人们思考，优秀研究成果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精致圆熟但无冲击力的文章，和虽不无缺陷却生气四溢的文章哪个更值得褒扬？

由程旸学术成长，联想到几年前秋天回母校武汉大学，一个中午和於可训先生散步，他说自己有出息的几个博士原本都不是文学专业出身，有学历史的，有学工商管理的，还有学热处理的。这倒让我脑海中盘桓几年的追问有了着落，以后招生时也该重新考虑骨子里曾经排斥的“跨学科”的背景了。

行文至此，眼前又浮现出程旸那一束诚挚而专注的目光，仿佛在悄声问询：“罗老师，您在写什么？”我微微一笑，印象记赶紧打住。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

（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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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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